阿斐似乎更应该成为同龄人里的一个“奇幻”小说家的。他的聪颖使他很顺利地完成中学学业。这期间他读了许多课外书，对他影响最大的，是《山海经》、《故事会》、《青少年文学》之类的读物。他喜欢里面历史人物的八卦故事，喜欢传说，曾经对《三侠五义》等书爱不释手。可他考进了京城的大学，在那儿读书如果不做诗人梦就好像不正常，在大一的那个阶段，他自然喜欢那种轻飘的、美妙的、空灵的又略带生活情趣的作品，受顾城的影响特别大，至少有一整年。后来接触的有英国的济慈和西班牙的洛尔迦，这也是顾城喜欢的诗人。所以，“唯美”、“空灵”、“虚无飘渺”一直占据阿斐写作的中心。

当一个穷学生最终咬牙买下偶然在席殊书屋看到的《1998中国新诗年鉴》，一种审美趣味嘎然中止，我至今不清楚这是阿斐的幸运还是不幸。但无疑为他在上个世纪末“70后诗歌”概念还没有形成便提前出场提供了可能。因为通信和见面，阿斐接受了“年鉴”那种客观看待事物的观念，继而接触《诗参考》，再到遭遇《下半身》群体，他对生活的认识、对诗歌的认识发生了很多变化，诗歌观念有了飞跃，不一定是作品质量有很大提高，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诗歌没有阴暗面，诗歌无所顾忌。曾经被他认为无法、不应该入诗的东西，现在全都可能是最佳题材。它们打开了阿斐的思维仓库。但即使是那段时间，他也并没有完全以“性”为创作题材，而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比如《四十度的高温》、《微风拂过湖面》、《操场》、《有一首诗诗怎么念来着》、《以垃圾的名义》、《窗外的风景》等，他的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创作，也从这时候开始。这种艺术倾向一直影响他至今。

《众口铄金》

朋友告诉我

我变了

是变了

面目全非

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

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

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

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

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

机械地睡着

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

没有目的

没有记忆

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

乡间最耀眼的新郎

如果我是一头猪

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

如果我是一个人

孩子她妈，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

所以我变了

变成了朋友预想的模样

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

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

迎合命运的安排

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

这是阿斐的代表作之一，是他一个人的诗歌，写的是他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，但它也是这一代人的诗歌，呈现了跟“70后”之前已完全不同的“新新人类”的命运和人生。这就是它之所以被许多同病相怜的人传诵，“众口铄金”的根本原因。

在一个个自封的文学小“天才”横行网络的今天，阿斐在诗歌中表现了这一代人的生存的激情！他最早摈弃了那种在纸面上强说愁的写作，把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在都市漂泊的无根感受，以快意张扬的自嘲口吻尽情宣泄了出来，非常具体地传达了存在缝隙里小人物的生命疼痛。那种痛快淋漓的泪水才是欲望丰沛时代的真实泪水。可见写作就像种地，只有诚实的人最终能获得回报！

阿斐在诗里嵌入自我或自己所见所闻的生存状态，“生存”未必就是指物质的生存世界，也同时指人的精神世界。所以，不仅是“下半身”是应该的，“上半身”同样必需的。在他看来，世界是因为“我”而存在的。激情不可缺失，脱离激情就失去了表达的渴念。而灵魂是一个人之所以有精神的“光源”，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。我和阿斐都承认，一个人之所以看到一首好诗会欣喜若狂，就是因为灵魂被打动。

冷抒情和“口语”都不是阿斐和“80后”的发明，“E世代”真正要面对的，最主要是网络快速写作的口水化和狭隘性，口语和网络语无疑是当下时代语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，但也是一股股挟裹文字垃圾四处泛滥的滔滔洪水。吸纳和抵抗，就像一场搏斗，敌人就是自己。阿斐想通过“拼接”解决诗的张力，他近期努力在诗中把历史的和现实的牵扯到一起，把远的和近的牵扯到一起，把活的和死的牵扯到一起，以产生一种“异样”的效果。来表达其所想：其实生存并不是单方向的，它可以延伸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们在“这一刻”都“生存”着。就好比一个人，他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是其生存的重要组成。这也可以延伸到自然与社会。自然亘古至今，社会（历史、当下、未来）同样亘古至今，一直是“生存”着的。他的诗充满活力，充满跳跃性，而不只是静态的。《珠江边上看桥》、《老家的亲戚》、《买火车》等，都有这种努力的痕迹。

这就是阿斐写作的价值和意义，它们绝不是在于什么“80后第一个诗人”，而在于他同时就是一个从朦胧诗到未来写作的诗人，一个传统的先锋的诗人，中国的和“世界”的诗人，他的诗继续生长着，充满未知的潜力和可能性，包括充满了犯错误的可能性。这才是一个真正诗人的状态！

陈希我 作家，福州

读阿斐的诗，有一种感动。感动的诗我当然读过不少，比如早年读的《女神》：“《女神》哟！/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；/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。/你去，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，/把他们的心弦拨动，/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！”这诗把我的文学梦点燃了，于是让我从此误入歧途。

我们曾经有太多的狂热，有太多这样的抒情。从郭沫若的写诗“大跃进”到“凑着太阳抽斗烟”，哪个不是诗人在丢人现眼？于是我也读到了这一类诗：“诗人们已经吃饱了/一望无边的麦田/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/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/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/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/我呼吁：饿死他们/狗日的诗人/首先饿死我/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/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”(伊沙《饿死诗人》)。诗人当然不该被饿死，包括作者自己，也并没有饿死，这个诗人自己直到目前还在写着诗。那其实只是一种战斗姿态，表示我不抒情，我很理性，我不放纵感情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可是毕竟还是诗。虽然大师艾略特曾经惊世骇俗地声称“诗不是放纵感情，而是逃避感情”，但是在他的诗里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情感，情感是无法逃避的。实际上，艾略特逃避的只是浪漫主义的感情，但同时，他又放纵了另一种感情，他仍然在抒情，只不过那是一种冷抒情。

我也从阿斐的诗中感受到了这种冷抒情。我读到了他一首叫做《红旗》的诗。生长在这个国度，我们每个人对红旗都不会陌生。我们无数的前辈诗人曾为它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句。但实际上，它只是一块红布，我记得中国女排首次夺取世界冠军那个晚上，我和同学们自发游行，集体无意识让我们觉得必须有一面红旗领队，于是有人就脱下红汗衫，用一根棍子揭起，我们对那红旗高喊：团结起来，振兴中华！到第二天冷静下来了，发现那不过是一件衬衫，它正洗了挂在宿舍窗户外凉快。阿斐眼中的红旗也是挂在一根棍子上的，“红旗/在一根细长的铁杆顶端/迎风飘扬/心里一热/眼睛一花：/血/沿着铁杆缓缓流下”。虽然它仍然那么招摇，由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，由于我们的诗人情怀，它还能让我们“眼睛一花”，它还那么具有象征性：革命先烈鲜血染成，但是这血已经变得很具体，具体得有着物的冷漠。

什么是冷抒情？冷抒情是一种冷静和思辨。当作者离开所面对的事物，去说大于事物、甚至是跟事物不相干的话时，抒情就开始了。与热抒情的对感情放任自流、浪漫作秀不同，冷抒情是从感情出走，是一种我行我素。好像一个年轻人，面对老师长辈的苦口婆心，他把脸朝到天上去，不理睬，甚至不争辩。阿斐的《沉默者》就是这种形骸的写照：“习惯做一个沉默的人/习惯做一只慵懒的猫/以虎的外形，巫师的面孔/打量路人的音容，日月的交替/一颗心需要在寂静中茁壮成长/沉默者以沉默的姿态扶摇直上”。这是一种向上的颓废，也是一种凶悍。在《以垃圾的名义》里，阿斐这么写：“世间最肮脏的一分子，我以垃圾的名义宣誓：/从此脱离优雅、崇高、理想、奋斗/脱离所有羁绊，以垃圾的形状、垃圾的呼吸、垃圾的头脑/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在你们的眼皮底下/以蛆虫为伴，以肮脏为荣，以死亡为终极目标/以垃圾的名义，取消你们，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孩子/任由你们皱眉、捂鼻、吐痰，像害怕死亡一样远离我们/你们的父母升天我在垃圾场奏乐/你们的孩子夭折我在垃圾场宴会/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大笑/你们自杀的时候我观看/就这样，我取消你们，视你们为无物/取消你们的蔑视，取消你们的愤怒/取消你们的躯体和感情”。

阿斐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成长于“下半身”诗歌环境，但是他并没有许多“下半身”诗歌中的单纯的形而下。我曾说过，耍流氓容易，真流氓难。一个小孩对着大人把裤子脱了，叫“我流氓了！”这算什么流氓嘛！那是幼稚。对一个流氓团伙而言，那些千方百计想入道、声称自己是流氓的(如《功夫》里的周星驰)，是假流氓，喽啰们是小流氓，但头领才是真流氓，为什么？因为头领有比流氓更深的考虑，因此他不同于众，他杰出。在阿斐一些诗作里，我感受到了比展示身体更深的东西，比如《平原》：“从这里望出去/一切平坦得/像平胸女人的胸/偶尔一个凸起/那是乳头/人们走在上面/与远方粘在一起/被我看作/天空的一部分/风吹过去的时候/云往天边涌/盖住了人的身体/像一位懒惰的妇女/死了丈夫/为他盖上一块/脏兮兮的尸布”。用女人的身体比喻事物，是哪个人都会的，只要他体内有荷尔蒙。而且这种联想往往也会很贴切(这让我常惊异，也许女人真是万物之母)。但是，贴切不等于深切。深切才会触动人。在读到这首诗时，我被深深地触动了：一位懒惰的妇女为死了的丈夫盖上一块脏兮兮的尸布。

我跟阿斐只匆匆见过一面，几乎没有交谈，对他并不了解。我喜欢他诗里的冷。我认为，文学的底色就应该是冷的。那么也许有人会问：这冷和感动是什么关系？在我们武夷山区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病：打摆子，医学上称“疟疾”。发作时，先是浑身发冷，仿佛一下子跌入冰河，七月天盖两床厚厚棉被也无济于事。然后接着是高烧，出现许许多多的幻觉。这就好比感动。武夷山脉西连江西，不知道阿斐家乡是否也有“打摆子”？对了“打摆子”其实就是冷抒情。